对于伪满的某些政务,陈宝琛也有过评论,提过建议,但无一不是为了“争主权”。例如当他听说伪满境内“每邑设一推事,皆用日人”时,便在信中追问此事,表示了不满。又如1933年8月新任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到任之际,陈宝琛又寄望能趁机有所更张,他写道:“新使已到,所见能逮所闻否?既表示不干涉宗旨,或不至尽食其言,所患我自无人而授人以柄也。”又说:“主人果有知人安民之本领,使人见而诚服,旁落之权,何患不可收回?学以广才,能忍而后有济,现惟静修以待时耳!”为此陈宝琛还陆续向溥仪推荐了王聘三、秦晋元等一些人才,就是为了收回“旁落之权”。再如,溥仪登极为“康德皇帝”以后,即传出将访问日本以示答谢的消息,陈宝琛担心因此而在世人面前暴露傀儡的丑态,遂于1934年3月24日写信道:“风传秋后六飞(指溥仪)亦东,则断断不可,难保无媚外徼幸者,甘言以荧听。所赖离明干断,不为所动,免授诸方以口实,失众望而梗前途。区区过虑,故于公豫言之。”他虽未能阻挡溥仪访日之举,却也延缓了这次出访的行期。再如,日本天皇的弟弟雍仁“访满”的消息传出后,陈宝琛也写信建议:欢迎雍仁的礼遇不要过于隆重,“稍一不慎,即无以保持独立面目,并两国平等之道”。再如,1934年7月陈宝琛听到溥仪将废掉“皇后”婉容的消息,立即写信表示反对,他又担心有人乘机把倭女导入后宫以取代婉容,实行枕边监视。
为了改变溥仪的政治处境,最终实现复辟清朝的理想,按照陈宝琛的策略,一方面不得不向日本“要独立”、“争主权”;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完全依赖日本人的刺刀肯定是不行的。
陈宝琛积极鼓动溥仪联络吴佩孚、于学忠、韩复榘、石友三以及王怀庆的旧部等各路军队,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入主中原”。他在1932年8月11日的信中写道:“此节亦不能不资外力,但究以中人为主,必须划清界限,如果南下收京,则视僻处一隅受人保护者,难易较然,尤宜豫策安全。”他在1933年2月16日的信中又写道:“都人之望翠华,固不免于见卵求时,夜但有机可乘,亦不便禁遏。”流露了对溥仪“入主中原”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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