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背叛：溥仪“九一八”神秘的叛国内幕(3)

由于不得不面对日本武力控制下的伪满洲国这一特定的政治环境，陈宝琛这时所向往的，首先是改变溥仪的政治处境，使之摆脱“政非己出，事由人断”的傀儡地位。

在1932年12月23日的信中，陈宝琛引述国际社会对伪满“极为轩豁呈露”的评论之后说：“无人对此虚构之独立国加以承认，即日本亦无此要求，然则有举莫废，亦视此后之能否勉副独立二字，以求为可承认已耳!”“有举莫废”实在是无可奈何，只有退而求“勉副独立”了。在这种心境下，陈宝琛也不能不关注着伪满政局，遂在信中又问到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虚谷)和伪满总理郑孝胥(夜起)的情况：“虚谷受事后，旬必一见，于建国规摸，有无裨赞?夜起所聘顾问，能否得人?实为系怀。”溥仪与武藤的定例会见，郑孝胥和日本顾问的关系，这当然都涉及主权问题。

在1933年1月27日的信中，陈宝琛写道：“彼(指日本)果能赞成我之实现独立，使我可洗傀儡之诟，彼亦世有统监之嫌，不亦餍人心而息众议乎?是在秉钧者之开诚晓辞也。”在陈宝琛看来，“但视同蒙藏”，即得到如蒙藏地区的自治权，“已非我所甘受”，还要争独立权。当然他也知道，“此则固非虚谷所能主”，须经日本政府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