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背叛：溥仪“九一八”神秘的叛国内幕(5)

在1933年3月20日的信中，陈宝琛建议溥仪与武藤信义商洽，明确要求彼方“隐为扶助”，而不要“显为把持”，再利用可能出现的中日直接交涉的局面，奠定“自治”、“独立”的基础。他写道：

隐为扶助与显为把持，固自有别。上于虚谷，尽可开诚布公，指陈利害，切实与商，所谓中外共见共闻者，固不止于一时之得失也。观内田之就商于币原，其杌陧可想。彼若强硬到底，则不独热河不值一鼓，即华北亦孰当其锋，难保不惹起世界大战争。彼若顾虑及此，听从调解，则我实先受之。而考其实际，能自比于爱尔兰、加拿大乎?……诚能乘此转枢，或尚有立脚之余地。否则与其取消于他日，不如此时磊磊落落之表示。不知已与虚谷商之否?

这实际是让溥仪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摊牌，或者允许“自治”，或者干脆辞掉伪满执政，然而在这两个方向上都没有路。

陈宝琛还通过相识20多年的日本友人神田正雄向日本政界元老进言，“但语以作保护国之元首，不如为退位之帝王”，这件事写在1933年4月2日的一封信中。在别的许多信中，陈宝琛也一再表述过自己的这种观点，例如在1933年5月1日的信中他就表示过反对郑孝胥“省心省事而不惜为太阿之倒持”的主张，这实际讲的还是“自治”、“独立”、“主权”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