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乌克兰大饥荒,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皆饿殍遍野,大多数死者是离开家乡外出觅食的农民,最终饿毙于路旁。虽然饥荒肆虐,直到1933年秋天,卡朋克就读的学校依然没有关门,只不过,“三分之二的座位都空着”。
“征粮队拿走了所有小麦。家里可吃的东西几乎都被拿光了,包括平时不怎么吃,只是用来以防万一的豆子。”卡朋克说,“很多人家里被搜得一点食物都没有,只能坐以待毙。”
卡朋克所说的征粮队,是受当时的苏联政府派遣,并且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认为,“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苏维埃建政后,为了控制粮食资源,国家便派出征粮队下乡,将农民的储备粮,包括种子和赖以为生的口粮征收走。
可想而知,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对刚刚夺取政权不久的布尔什维克造成了威胁,为稳定局势,渡过危机,列宁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有条件地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
当年的乌克兰大饥荒
事后观之,“新经济政策”只是苏维埃政权遭遇严重危机时的无奈之举。1929年,全国局势刚刚稳定下来,斯大林便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同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开始全盘推行集体农庄制度。
乌克兰向来有“东欧粮仓”的美誉,这里有肥沃的黑土地,无须施用化肥,粮食便可获得高产。对于抑制个体积极性的集体农庄,农民普遍持抵制态度。斯大林则相信,反对集体农庄者是“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于是,从1932年秋天起,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几乎都被划为“富农”,成为“阶级敌人”,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农产品随之被“收归国有”。
全副武装的征粮队闯入民宅后,把墙角、床底、屋顶等可能藏匿粮食的地方搜遍,甚至挖地三尺找出农民事先藏好的粮食。土豆、甜菜、卷心菜……凡是可吃的都会被运走。
于是,人为因素引起的乌克兰大饥荒,如瘟疫般降临到乌克兰大地上。
那段不堪回首的乌克兰大饥荒来临时,玛利亚·西马克只有9岁。
西马克生长于乌克兰中部一个繁荣的哥萨克村庄里,村民们世代务农,“几乎每家都有耕地和马匹”。但在1932年秋天,征粮队到来,家畜、粮食、蔬菜随即被席卷一空。
在西马克的印象里,她当裁缝的母亲算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即便如此,一家人仍不得不到处搜寻野菜和腐烂的菜叶,才勉强熬过了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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