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饥饿压倒一切之时,人伦廉耻已被只为肚子而活的饥民抛之脑后。他们饥饿的眼睛盯上了自己的同类,开始自相残杀! 四川各地骇人听闻的吃人消息充斥报纸版面:“巴中曹明国饿极烹死尸”、“剑阁饥民炊食匪人臂”……
有个叫石懋修的人和父亲结伴走路,往返不过20多华里,却接连看到12个死人。他清楚记得,自己来时有的人还在蹒跚前行,他回来时就成了“路倒”。最令他恐惧的是,这些刚刚咽气人的大腿、臀部被割得血淋淋的。
吃死人肉已惨不忍睹,后来发展到时兴吃“活人肉”了!据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所载《成都通讯》的一则惊悚消息:……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
“人相食”不再是传说,而是真实恐怖地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边,最后,竟突破了古代“易子而食”的底线,骨肉相残。
当靖化县县长于竹君亲眼见到这惊恐的一幕幕时,读了半辈子“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的于竹君忽然觉得眼前恍惚。入夜,风嚎似鬼,惨月当头,他精神失常了。
人吃人的饥荒惨状
于竹君精神错乱后,觉得鲁迅写《狂人日记》痛斥吃人现象未免小题大做。这位学法律出身的县太爷还引经据典地挥洒一文,为吃人者辩护,声称“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 ”所以,食人者不犯杀人罪,应正名为“正当防卫”。
直面成千上万的受灾百姓,惨对“人吃人惨状”的恐怖血腥,当时的国民政府采取了哪些应急的赈济措施呢?据当时在四川省政府任职的甘典夔回忆:为赈灾,省政府好不容易筹借了141万元赈济款,但这点钱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余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人均不到四分钱!在粒米寸金的大饥荒年月,这四分赈济款,跟没给一样。实际上,就连这可怜的四分钱也不会发到饿得眼睛发蓝的灾民手中。
赈灾人员出发前,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涕泪满面,向发赈人员下跪,痛哭失声。他哭求赈灾官员看在千百万忍饥挨饿的父老乡亲的面上,发发慈悲,务必将赈款发到灾民手中。但在那个“赈灾如致富”的黑暗年代,他纵然一片赤诚,又能打动几人良心?
对这种烂到根的官场腐败,当时的有识之士看得清清楚楚,赈灾款发到灾民手中,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些办赈人员丧尽天良从救命钱中揩油,蓬溪县一个小小的公安局长陶子国就贪占赈款一万多元!因此,一些开明士绅宁肯自己出资,以个人之力援助周边灾民,也不愿与官府合作。
四川籍大慈善家尹昌龄曾被省政府三番五次邀请主持川省赈务,却被尹昌龄屡屡严词回拒!尹昌龄认为,川省之灾人吃人惨状实为“人灾”,而非“天灾”,“终是人灾一日不去,赈务一日难言”,故辞而不受。
尹昌龄后在成都经营著名的“慈惠堂”,有屋千间,却没有一间是自己私产。平时吃饭,与孤寡残疾一样饮食。尹昌龄去世时,上万人为他送葬。尹昌龄毕其一生精力为百姓谋福利,赈济老弱孤贫,但他却始终不与官府合作,即便被硬聘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他也不回信,不理睬,每逢通知开会即借故请假,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烈日炎炎,千里精赤,上无赈济下无活路,灾民们只能铤而走险,暴动抢粮为生存而战。
他们的第一目标是地主豪绅等“大户”,其次是城镇的米店粮行及米商的车辆。那时从嘉陵江上游而来的运萝卜的船只根本不敢靠岸,然而灾民不管河水深浅,男女老幼为抢吃萝卜一起向船蜂拥而去,溺死无数。
因饥荒蔓延,盗匪横行。四川长寿县不少打家劫舍的饥民被官府逮捕后,“自供不讳,且自愿入狱”,因为这样就可以“坐食囚粮”,而免去饥馁之苦了。
一饥民为匪被捕,官问他为匪之由,答谓:“不必多说,请于我死后,剖腹一见,一切自可明白。”殆如言视之,见其肠胃中尽属不能消化之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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