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无论是对身在北京的张学良,还是千里之外的沈阳,都是灾难前最后一个平静之夜。
9月18日,梅兰芳《宇宙锋》绕梁的音韵中,张学良接到了荣臻日军对北大营发动进攻电报,“遵照‘鱼电’办理。”张学良接电后指示。
张学良口中之“鱼”电,即指9月6日张给荣臻等人的电令:“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与此同时,地处沈阳商埠中心交通要道上的奉天俱乐部灯光摇曳,各国派驻奉天的代表尚未尽兴时,轰然一声巨响传来。
巨响声中,日军按照熟稔于胸的路线,向沈阳各个目标挺进,其中以500人的兵力,进攻约有6000人的东北军北大营。
“事变当天,荣臻在家中正忙于为其父祝寿,王以哲旅长和两名团长也均不在军中”,胡玉海在专著中对此有过论述,“中国方面从上到下表现出来的这种情形,是奉行‘力避冲突’方针必然结果。”
结果就是,群龙无首的东北军官兵慌乱狼狈,超过400人死亡,日军仅死亡2人,伤23人。
到19日9时,沈阳城内的东北边防军公署、兵工厂、粮秣厂、航空处及各仓库、弹药库等均被占领。19日午前11时55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抵达沈阳,在东洋拓殖公司设司令部。
“刚进银行,就有同事跑过来说,‘被日本占领了,我们也走不了了……’就在大家手足无措时,日本人把枪架在了银行门口”,第二天一早,孙竞寰看见城墙上站满了日本兵。沈阳一夜沦陷。
陷入骂声一片的张学良,19日两次面对记者谈及沈阳事变。
蒋介石
“19日上午10时张学良对《大公报》记者说,‘我方官民,悉不准备抵抗’;下午2时,对外报说:我已‘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占领’。”张学良这样讲,一是符合当天沈阳实际情形,二是讲给国际社会听,以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但同时也导致“不抵抗主义”的形成,胡玉海解析了张学良当时心态。
原定9月20日出院的张学良,当晚在协和医院接待室再次会见了外国记者。与社会各界沸腾的抗日声浪相比,张学良和中央政府都显得出奇地克制和冷静。
“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与中央和蒋公无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学良恢复自由,复甫一开口便颠覆了传统观点。张学良随后的一些口述,澄清了一些悬案,也否定了一些成说。
“这是张学良高明所见”,胡玉海对其承认“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有如此评价。
胡玉海长年对张学良的研究中,一件事让他记忆颇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位省领导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一篇张学良的报道,报道中张首次承认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这位领导看后很震惊,因为这是对传统观点的一个颠覆。就让人将报道转给了我,看看怎么回事。”
“传统观点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实际上不抵抗命令是张下的,需要讲清楚是,张在九一八事变前是主张武力抵抗日本的”,胡玉海将张学良的对日本主张的变化分为四个阶段:主张武力抵抗力避冲突方针的形成从避免冲突到不抵抗主义继续实行不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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