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事件死亡真相的背后值得我们深思(5)

　　法庭上

　　4月4日，张明君被送到湖南省怀化市收容中转站。此时他已在收容机构里“中转了”了17天。其间，他借用别人的手机给妻子李芳打电话，叫她送1500元钱来，然后就被放了出来。

　　中转站给了他三块五毛钱让他回家。身在湖南的张明君用这些钱给妻子打通电话，李芳立即汇了100块钱，让张回到了东莞。

　　但“失踪”多日的张明君已丢掉了工作。在寻职无着之后，5月8日，夫妻俩回到成都。 刚下火车，张的朋友就告诉他，家乡的公安在找你。张明君还以为是由于自己从“疫区”广东回来，要到医院检查。

　　在家人怀疑的眼光中，急于洗清的张明君四处打电话到家乡和成都的“110”询问警方为何找他，最后他问到了成都市公安局的一名巡警朋友。5月9日，朋友说请他吃火锅。在成都金牛山庄门口，赴约的张明君被广州来的警察抓获。他这才想起，当时在广州收治人员救治站里“自己曾经打过一架”。

　　6月5日，身穿黄背心的张明君站在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在涉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的12名被告中，他是排名第五的主犯。

　　李芳此时在成都已全然束手无策。她四处借钱无果，并且在SARS尚未解除警报之前，难以及时赶赴广州。

　　张明君和同案9名被告都没有请律师，其中8人由政府指定的律师为其辩护，两人未要律师。律师们大多对公诉方指控的主要事实未持异议，而均对被告作减罪辩护。

　　身材瘦小的张明君在庭上失声痛哭，多次抢着发言，强调自己完全没有故意打孙志刚，是受胁迫的，因为如果他不动手，就会成为第二个孙志刚。

　　李海婴的辩护人梁国雄指出，根据《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得有体罚、虐待、侮辱、被收容人员”，第十五条规定：“被收容人员的人身及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但我们遗憾而震惊的发现，该救治站根本就没有做到上述规定的要求，而是变成了一张被收容救治人员的噩梦之床。”

　　梁国雄当庭辩护说，“李海婴等被起诉的被收容人员，因不想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杀死的蚂蚁，在求生的本能支配下，惧于护工的淫威，不得不选择听从护工吩咐而保全自己的方法，除此以外，他们能有其他选择吗？在这样充斥着暴力的地方，他们不过是护工手里的一个伤害他人的工具而已。”

　　8名收容人员及其代理人均强调殴打孙志刚是被迫为之，希望法庭能以“被胁迫”而减轻处罚。

　　梁国雄等多名律师还特别提出，尸检结果不能证实206仓的打击是造成孙志刚死亡的直接原因，因为尸检提到“背部可见多处条形下出血”，这样的伤痕不可能是没有任何器械的收容人员打击形成。

　　律师强调，“可能有其他共同导致孙志刚死亡的打击”。孙志刚在两次被打后，自己抱着被子走到205室，还能自己上厕所。但是，此后直到其死亡的八九个小时内还发生了什么，至今无法查证。

　　而且，孙在进入201前就曾被打，这方面的查证也不清晰。

　　事实上，这一切只要播放当时的监控录像就可以清楚。此前，有关方面也强调案发当时有录像为证。但是，这个至关重要的证据并未出现在公诉方出示的证据中，律师也未当庭提出展示请求。

　　6月9日下午3时30分，当张明君听到自己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时，再度痛哭失声：“我还有9个月的儿子啊！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进了监狱，一家人就都完了！”

　　(以上资料均来自庭审当天出示的经过质证的证言和相关法律材料)

　　孙志刚案件的真相据说已经侦察出来，主要是七八个被收容的人打死了孙志刚，与收容所的看管人员无关，他们的责任顶多是对孙志刚的收容不符合条件，责任是很轻的。打死人是要偿命的，这七八个被收容人员已经抓捕归案，厄运难逃。

　　孙志刚事件的“真相”实在疑点太多。这七八个人和孙志刚无怨无仇，为什么要打他？而且竟然打死了？打人的动机是什么？孙志刚来到时已经受伤，怎么还能和人打架？如果是这些人打死了孙志刚，为什么还把他们放跑了？而且他们自己打死了人也不像许多真正犯了罪的人那样离家出走，到处藏躲，而是在家坐等抓捕归案？

　　现在孙志刚已经死了，再也不会说话了，他到底被谁打死的，就看活着的人怎么说。真正的凶手面临打死人要偿命的危险，会不顾一切想方设法把责任推给别人。只要他手里还有可以打死人的权力，这份权力现在还可以使用，推卸责任，嫁祸于人，是不难做到的。最后，最最没有权力的人，就很可能成为替死鬼。

　　谁最没有权力？最容易受陷害？就是那些和被打死的孙志刚一样的人，就是那些被收容遣送的人。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逻辑。现在我们正在看到这一幕，由有打人特权的人当导演，让无权无势的人当演员，有点像古罗马斗兽场让两名奴隶表演角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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