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部在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在集中解决“满洲问题”的同时,也开始酝酿制定新的对华政策。在《1931年秋末的形势判断及对策》中,日本陆军中央部提出了《关于中国的对策细则》,其中规定了日本对于中国本土的根本方策:“摧毁张学良及国民党现政权,以此使中国陷于一时混乱,使世界视听远离满蒙。如有可能,在中国建立多个政权,从华南到华北,均使日本色彩浓厚起来。”这是日本在事变后由军部制定的第一个对华政策文件,其中对于中国本土的政策,再次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前夕军部在同类文件的“对华谋略”中提出的“打倒中国中央政府、拥立亲日政权”的方针。
两广军阀的重要首领
参谋本部第二课于次年1月21日拟订了《对华一般方策》,规定日本要“一心一意向解决满蒙问题之既定方针迈进”,同时,“一面努力封闭第三国对此容喙之机会,确立东方门罗主义;一面努力消除排日、抗日之根源,如有可能,有必要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分别建立与满蒙一样的亲日、独立国家”。对于日本而言,将华南从中国分离出来,总比统一于南京中央政府之下更为有利。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作为一国政府和军队的最高领袖,蒋介石是难以忍受的。11月17日,南京四全大会尚未结束,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就曾表示:“决心率师北上,与倭决战。对内则放弃选举竞争,诚意退让,期与粤方合作,一致对外。”他计划让中央于汪精卫,己则以国防军总司令名义出驻北平。
但粤方依旧不依不饶,在胡汉民主持下,两广军阀中粤方提出,只有蒋介石下野为前提,粤方代表才会赴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
12月15日,就在日本关东军南下锦州,蒋介石和中国政府全力命令和规劝张学良率东北军在锦州抵抗的紧要关头,在胡汉民等的反对下,蒋介石不得不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辞呈,通电下野。两广军阀中宁、沪、粤三方的国民党势力随即在南京召开了四届一中全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成立了以广东派为主的孙科内阁,陈友仁任外交部长。广州的国民党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宣布取消,1932年1月1日起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奉胡汉民为精神领袖,“西南派”正式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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