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少将:红二代很多人生活普通 确有害群之马
近日,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少将发表文章称,目前“红二代”是社会上的热门话题,社会上有些人出于种种原因,“仇官仇富”并波及到“仇红二代”,这是由一些主客观因素所造成的。但是,人们应该正常客观全面的看待“红二代”现象。
“干部子弟搞特殊化”与“歧视干部子弟”都不对
在针对“红二代”这一称谓发表看法时,罗援一再声明自己对“红二代”这种提法并不认同。罗援说:“这实际上是把干部子弟变成一个特殊群体,变成既得利益的代表,这是不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等社会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后代,为什么偏偏制造出‘红二代’这种提法?”他认为,这是要把革命干部的后代和一般民众进行隔离,不利于营造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
采访中,罗援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首先,这些干部子弟的父辈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正像一首军歌中所唱的“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若不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们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泥腿子”。其次,在战争年代中,许多干部子弟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很多人在解放后才被他们的父母接到身边,将军后代合唱团有一个节目叫《乳娘》,反映的就是他们与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此外,在“文革”期间,很多干部子弟家庭受到冲击,上山下乡,是老百姓抚育、收留了他们,他们和老百姓有着水乳交融的联系。
罗援是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一些媒体报道中也将他归于“红二代”群体。罗援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上一代的革命家对子女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提出反对特殊化,反对“自来红”思想,要求自己的子女和贫下中农、普通民众打成一片。
罗援的父亲罗青长出身于四川革命老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6岁参加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罗援回忆,父亲对自己要求严格,当时就不愿意他到干部子弟聚集的学校上学,“我就在西苑小学和十九中上学,发小都是西苑大队、六郎庄、海淀街这些农民和平民的孩子,还有机关大院的子弟以及附近高校老师家的孩子,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上中学期间有两个暑假一个寒假,父亲让我和我的哥哥先后到时传祥清洁队掏大粪,到公安总队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到东北旺大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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