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元帅罗荣桓早逝 毛主席：国有疑难可问谁(2)

毛主席听罢哈哈大笑，说：“你看，从这件事上，他这个老实人也悟出了一条真理呢!所以他对是和非、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主席还告诉我，荣桓在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中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因之遭到撤职，被派到江西地方搞扩红工作。荣桓虽然蒙受冤屈，但并没有动摇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仍旧老老实实地为党的事业工作，3个月过去，圆满完成了扩充3000名红军战士的任务。接着毛主席又说：“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当然，老实人免不了受人欺负，这也没什么，历史总会正确地评定一个人的功过的。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不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我们共产党人都要做老 实人。”最后，毛主席关切地说：“你们新婚不久就要离别，我是不是有点残酷?”我立刻回答：“那是革命需要嘛。”主席听了，满意地点点头说：“好，长征路上你是宣传员，提着石灰桶刷标语，动员人家送郎参军，今天你自己也送郎上前线罗!”

从毛主席那里回来后，我向荣桓说了主席接见的情景，他听了很激动，但他是不善于流露感情的，只是把主席的关怀和褒誉深深埋进心底，加紧了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工作。临分别那天，荣桓才对我说：“我走了，你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工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记住主席的话，永远做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

直到1938年，我和一批同志到达晋西敌后根据地，才同荣桓团聚。第2年春天，八路军115师开赴山东，从此至1945年10月，我和荣桓在抗日战场上共同度过了6年的战斗生活。这期间，艰苦的斗争环境和繁忙的军务，使荣桓每天都处在紧张的工作状态之中。他多病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来，但始终精力充沛地为党和民族的抗战事业工作着。1942年是斗争最复杂、最艰苦的一年。这年8月，国民党111师，由师长常恩多率领起义，该师的顽固派孙焕彩纠集了一批反共土顽分子占据了111师原驻地甲子山区，勾结日伪不断进犯我根据地。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支持起义的111师，我115师决定，集中6个团的兵力，攻取甲子山。荣桓深知这次战斗对整个山东抗战局势的意义和影响，亲自带领一个骑兵排连续急行军赶到前线指挥，生活十分艰苦，有时连喝上一口水也非易事，紧接着又是连续5昼夜的攻坚战，他作为一个指挥员，哪里能顾上合合眼睛?这次战斗胜利结束以后，荣桓就因极度劳累病倒了，每天尿血。当时鲁南环境艰苦，既难以确诊，又没有特效药，只能找农村医生用点土方子治病。一次，为他做尿道探测检查手术，由于器械落后，又缺少麻药，他忍着难言的疼痛，汗水把他铺下的床单都湿透了。即使这样，荣桓还是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他一再叮嘱医生要沉着，别为他担忧。这以后的每次重大战斗，荣桓都不顾同志们的劝阻，以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仍要躺在担架上，坚持亲临火线指挥，继续领导着山东军民的抗日斗争。

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东北。党中央、毛主席对荣桓的健康很关心，几次来电催他去大连检查。当荣桓被确诊为肾癌，需要手术治疗时，毛主席又亲自安排荣桓到苏联就医。1946年7月，我陪荣桓到了莫斯科。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比较差，荣桓在手术后伤口大出血，不得不进行第2次手术。我难以想象他在两次手术中所忍受的痛苦，只记得在第2次手术做完后，我看到他的嘴唇上留下的两个深深的充血的牙印。他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使苏联的医生也竖着大拇指，用生硬的中国话对荣桓连声称赞：“真正的英雄!”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荣桓虽然远离中国解放战争的战场，但他一颗战士的心却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息息相连。他在手术后，刚刚恢复神智，就要我给他讲祖国解放战争的消息，读随身带去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以后病情有了好转，他和懂俄文的王稼祥同志住到一起时，又时常请王稼祥同志把从苏联报纸上看到的有关世界革命斗争形势的文章翻译给他听。

1947年春，荣桓的伤口基本愈合，但肾功能仍有问题，医生建议他去克里米亚疗养。正当收拾行装，准备南下时，苏共联络部的人员到医院探望荣桓，带来了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的消息。这在当时尚不十分了解我国情况的苏联干部和医务人员中，产生了种种误解和猜测。当时，在苏联人心目中，延安是中国的莫斯科，放弃延安是十分严重的事件。有的认为，延安失守在国际上是丢脸的事情，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力量的表现。还有的人说，延安无论如何不能丢，今天丢了，是中共的一大错误。我党在莫斯科学习的一些干部子弟，也因年幼而为祖国的革命前途担忧。这时，荣桓远离祖国已半年多了，但对我党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每个进程，仍十分了解。他极其耐心地对一些苏联同志说：“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并不是我们被迫丢失，而是主动撤离。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类例子是不少见的。”荣桓还引用1946年7月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说：“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种退一步、进两步的作战方法，正是毛泽东同志一贯的军事思想。从井冈山斗争到今天的解放战争，中国武装革命斗争的实践，完全证实了这一思想是正确的。他请苏联同志相信，放弃延安绝不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失败，而只能是新的更大胜利的开始;今天失掉一个延安，明天将会得到全中国。就这样，荣桓不顾病弱的身体，逢人即为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作宣传解释工作，充分表现了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政治工作者的坚定原则性和对中国革命的忠诚。同时，荣桓不仅亲自教育在莫斯科学习的一些我党干部子弟，还经常要我去帮助他们，关心他们，鼓励他们对中国革命树立胜利的信心，一定要安心学习，将来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这时，荣桓的心早已飞回到祖国气势壮阔的解放战争战场去了，他婉言谢绝了要他去南俄疗养的安排，决定立即回国。苏方医务人员劝说无效，只得在荣桓的出院通知书上，写下了手术后的肾功能情况，特别又增添了“心脏病、高血压”两项病变，建议休养3年，又规定每天工作绝对不能超过3小时。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老病已经除去了。他高兴地对我说：“你看，照现在这个样子，我又可以订几个5年计划了。”我听了也感到十分欣慰。那些什么休养3年的规定，丝毫未能束缚荣桓对祖国解放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回国后的当天，他就急不可待地看文件、听取情况汇报，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解放战争的繁忙工作之中。

当时，我军在东北战场上已胜利完成了夏季攻势，正准备组织更大规模的秋季攻势，以主力打到吉林、长春、四平等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也就是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这是解放战争的一个历史转折点。这期间，荣桓身兼数职，一心忙于扩充兵员、筹备物资、准备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地方的土改斗争，他竟完全忘记了自己尚未恢复的病体，至于“每天工作绝对不超过3小时”的医嘱，早已丢到九霄云外。

那时，他每天回家很晚，两个习惯了等爸爸回家才吃晚饭的孩子，常常伏在桌子上睡去，而每天按时来为荣桓检查病情的医生不得不等候到深夜。医生同志见他身体状况不好，常常劝他不要操劳过度，荣桓总是和蔼耐心地解释说：“好，接受你的意见。不过，当医生的总是爱把病看得过重一点。自然界的新陈代谢规律是不能违抗的，人固有一死，问题是如何在有生之年多为人民办几件有益的事情。”话虽这么说，我每天见他回家时疲惫的样子，还是暗暗心急。我熟悉荣桓的脾性，深知在这紧张的战斗面前，要想说服他退下火线是绝无可能的。我还记得，在我们共同生活的20多年间他向我发过的一次“火”。

那是在1945年秋天，荣桓奉命去东北之前，山东军区在鲁南组织了攻打临沂城的最后一次战斗。当时荣桓正卧病在床，党委未让他去第一线指挥作战。临沂城是日伪军多年盘据的地方，这时又得到投降派王洪九的支持，城高壕深，易守难攻。当得知因前线指挥员作战决心上的迟疑，攻击一度受挫的消息，他跳下病床，一定要亲自前去指挥。同志们都不放心，我也怕他支撑不住，就交代秘书、警卫员不要为他做出发准备。当荣桓强撑着病体走到院子里，一见既没备马，又无参谋、警卫员照面，这个老实人发“火”了!他直冲着我高声批评说：“你还是党员呢!你的党性哪去了?谁给你的权力这样做的……”我感到很委屈，心想，这并非个人意见，完全是根据组织上的委托，要我照顾他的健康嘛。那时，我们那个大孩子东进已7岁了，在院子里闻声爬到窗口一看，竟吓呆了!他从来没有看到爸爸发火、妈妈哭嘛!我看一时劝不住他，就去找山东军区副政委黎玉同志，在黎玉同志的劝说下，他才“熄”了“火”。

我事后知道，荣桓是担心部队完不成任务，将影响到我军向津浦、陇海铁路的大进军。后来我们进驻临沂，荣桓又要人搀着，带领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勘察了临沂城的全部地形，视察了我军的攻击路线和突破口，总结检查了组织指挥上的优缺点。当时我还劝他说：“仗已打过了，城也攻下来了，就不必再这样辛劳了。你的身体……”“瞧你，总是惦挂着我!”荣桓立刻打断我的话，指着敌人的防御工事说：“胜利，是用生命和血换来的，我们要珍惜所付出的代价。不去实地走一走，又怎能总结出宝贵的经验教训，又怎能对得起死者?”荣桓就是这样，心里时刻记着牺牲的同志，时刻装着党的事业，唯独没有他自己。

1947年7月，荣桓刚从莫斯科治病回国时，我们全家被安排在哈尔滨市区一幢楼房里住下来。这是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三层楼，设有豪华的舞厅、会客厅，考究的卧室、洗漱间等，这原是帝俄占领时期一位官僚的别墅。我们全家只4口人，自然用不了这么多房子，更何况荣桓是讲究实际、过惯了艰苦生活的，他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另找一处房子，提议将这幢楼房挪作公用。一次，我们到谭政同志家去，见他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于是荣桓就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以为荣桓是玩笑话，但没过两天，我们却果真搬过来了。在这以后的十几年间，但凡生活问题一类细事，荣桓总是讲究实际，反对过分的浮华和铺张。他常对我和孩子们说：“住的房子大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高。还是要象毛主席说的，做老实人，老老实实地办事情。”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了荣桓在我的工作问题上，所给予我的深刻教育。1938年，我从延安到山西孝义抗日前线时，在115师师部工作的梁必业同志准备要我在司令部做机关协理员工作，荣桓考虑再三后，对我说：“我相信你能胜任在部队的工作。但我觉得还是参加地方工作为好。一则，地方工作对女同志比较合适，晋西北根据地刚刚开辟，有许多工作等着女同志去做。再则，最好不要在我所领导的单位工作，这样对你的锻炼可以大些。你看怎么样?”我感到荣桓考虑得很周到，随后就去孝义区党委报到。区党委书记林枫同志指派我和郭明秋同志一道，着手办起了党员训练班，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地方工作骨干。我随荣桓从莫斯科回国后，荣桓成天忙于工作，常去双城，我待在哈尔滨，时间久了，感到太清闲了，便要求参加工作。不久，东北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的同志找我谈话，准备把我分配在野政组织部任副部长。我回家后把准备参加工作的消息告诉了荣桓，他很高兴，但对任副部长一事却没表示什么意见。他说：“你究竟做什么工作合适，让我再考虑考虑。”一直过了好几天，他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对我说：“你在山东曾做过组织工作，这岗位对你是适合的，但是，为什么要去当什么副部长呢?我看就不要那么些‘长’字了。”我知道他一定是对我的工作有了新的想法，就问道：“你看，我做什么工作更合适呢?”荣桓说：“现在，哈尔滨的军队家属很多，有许多娃娃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去办一个子弟学校。这个问题关系到培养革命后代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事。你就去做这个工作吧。”我问：“我两手空空，能办成什么事?”荣桓说：“这些家属中间，不少是有文化、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你去把她们组织起来，请她们跟你一起干。她们既有工作做了，孩子们又可以受到教育。孩子们的教育很重要，我们这一代人打了天下，还要他们去建设啊!”我遵照荣桓的意见，不要职务，不要名义，在哈尔滨部队机关挨家挨户地串连，把干部家属们都组织起来，办了一所子弟学校。子弟学校一开始设了小学部和幻儿园，前方后方干部的孩子都收。他们的学习、生活都有人管。父母在前方的，解除了后顾之忧，在后方的也减轻了家务负担，大家都很满意。第2年的“三八”妇女节时，蔡畅同志还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我们家属为孩子们办了一件好事。全国解放后，这个学校随军到了武汉，培养了不少干部子弟。以后，赖传珠同志任总政干部部部长时，对我说：“你过去办过学校，还是去办学校吧。”荣桓也鼓励我去，我又筹办了一所“十一”学校。

荣桓对我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更是谦虚谨慎，从不特殊。他一向不喜欢出头露面，更加反对突出个人。他参加毛主席、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和合影时，总是往后靠，我们家里就没有他在较为显著地位的合影。我军实行军衔制时，党中央提名的十名元帅中，就有荣桓在内。荣桓知道后，立即给毛主席写信，说自己参加革命较晚，贡献不大，不要提名他为元帅。但是，党中央、毛主席深知荣桓，还是授予了他元帅军衔。荣桓十分感慨地说：“这主要是党中央和人民给予政治工作者的崇高荣誉啊!”

全国解放后，荣桓一直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不熟悉荣桓的人，看他外表很严肃;熟悉荣桓的人，都知道他一肚子热心肠。他常说：“政治部要成为干部的家，使干部来了感到温暖。不要阎王爷开店，小鬼不敢上门。”荣桓总是教育家里的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热情接待每一个来访的同志，只要有人打电话要来，他就叫我或秘书到门口去等。有一次，一个同志打电话要见荣桓，我看天晚了，怕影响他休息，就请那位同志明天来。第二天早晨散步时我把这个事告诉他，他批评说：“这样不好，过去在山沟里打游击，什么时候要见就什么时候见，现在有病就不能见了吗?人家来看我，能谈多少就谈多少，不能谈，见见面也好嘛!”还有一次，我们刚从外地回来，一位犯错误的同志打电话要来看他，没等那位同志来，荣桓却带着病先到他那里去了，那位同志很感动。荣桓经常说：“干部犯了错误，最需要帮助和温暖，要热情关怀他们。”我还记得1957年，某省一位女同志来到我们家中，说她因为丈夫被打成右派而受牵连，撤销了一切职务，所在单位还要开除她的党籍。这个女同志原是红四方面军的，我和荣桓都很了解她，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建国以后，她都曾为党和人民做过许多工作。对这样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老同志，怎么能因其丈夫的问题而推出党的大门之外呢!荣桓热情地同她交谈，让我安排她住下，接着向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并给当时政府的一个部门的负责同志挂了一个电话，请他对这个同志的问题过问一下。荣桓一再说：“对人的处理要慎重，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老干部是我党的宝贵财富，要爱护他们的政治生命，关心他们的生活福利，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党的温暖。”在荣桓的关怀下，保留了这个同志的党籍，不久她就重返了工作岗位。

对已故老战友的家属、一些烈士子女，荣桓也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成长。朱瑞是和荣桓在一起长期工作过的一位同志，他在辽沈战役中牺牲后，荣桓时时惦挂着他的子女。1900年，荣桓还交代我一定要把朱瑞同志的孩子接到北戴河，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度暑假。1946年荣桓出国就医时，组织上曾要我们带了一笔钱，作为在苏联的生活和医疗费用。到莫斯科以后，由于苏方的招待，这笔钱未能用上。当时，苏联卫国战争刚结束，荣桓见我党在那里学习的一些干部子弟生活处境比较艰苦，就从这笔钱中拿出了一部分，为孩子们添置了一些衣物和学习、生活用品，而他自己却分文不用，回国后如数交给了财务部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荣桓一贯的思想品质。

1963年12月16日，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辛劳了一生的荣桓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荣桓弥留之际，拉着我的手嘱咐道：“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荣桓又交代子女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就在当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聂荣臻同志向毛主席报告了这一不幸消息。毛主席十分难过，说：罗荣桓同志逝世了，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事业，很不容易啊!

回忆荣桓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对我来说仿佛是再一次与他相见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这样清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他的优秀思想品质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模糊，而且更加鲜明了。

我希望能把自己的有生之年贡献给荣桓未竟的事业;我希望我们的子女能继承荣桓的革命遗志;我祝愿年轻一代茁壮成长，祝愿四个现代化早日实现……以慰荣桓的英灵。

荣桓的革命精神与世长存!《回忆罗荣桓》

老一辈的智慧：罗荣桓提出“敌进我进”